外资机构观点趋于一致：看多中国经济 做多中国资产******
随着A股2023年强势开局，外资唱多热情持续高涨 ，继高盛之后 ，摩根士丹利也加入了再次看涨A股和人民币 的队伍 。
据证券时报记者了解，不少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的看法更加乐观，认为新年行情值得期待。
开年以来北向资金加速流入也证实了这一点 。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净流入额超330亿元，自2022年11月以来的净流入额已接近1300亿元。
上调中国股票市场评级
华尔街大行高盛刚发布策略报告，将明晟中国指数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紧随其后 ，也将明晟中国指数 的年底目标上调至80点。
1月9日 ，摩根士丹利分析师Laura Wang等人在最新报告中指出，2023年中国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 ，中国股市将成为全球表现最佳的股市 。摩根士丹利维持增配明晟中国指数，并将该指数年底目标位从70点上调至80点。
摩根士丹利研报指出，2023年中国的GDP和企业利润将加速增长 ，同时内外部风险均下降，这或将推动相关估值进一步上涨。
明晟中国指数最新收盘报70.42点 ，自去年10月底最低点46.92点以来，已经累计反弹50% 。摩根士丹利将该指数目标点位上调至80点 ，认为该指数还有超过10%的上涨空间。
去年12月 ，摩根士丹利上调中国股票在全球新兴市场中 的评级至“超配” ，这是该机构对中国股市维持近两年谨慎态度后做出的首度上调 。
在进一步上调明晟中国指数目标位时 ，摩根士丹利指出 ，其正在对中国股权风险溢价(ERP)重新评估，不少因素证明属于A股的牛市周期已经开启。
对于人民币走势 ，摩根士丹利同样乐观 。它认为，人民币到2023年底将升至1美元兑6.65元人民币 ，较当前水平上涨1.8%。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市场策略师王滢表示，摩根士丹利目前对欧美股市、尤其美国市场较为谨慎，中国股市将成为下一阶段全球股市 的领跑者 ，全球新兴市场都将有不错表现。“我们对中国股票市场评级上调 ，不仅仅 是基于抗疫政策的调整 。根据我们的历史经验，有七个主要类别因子 ，会在不同时间对股市产生较大影响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捕捉股市的拐点 。”她说 。
王滢进一步分析 ，“尽管宏观经济和估值两大因子并不突出，但其余五大因子正同时向好转变，包括全球收紧的流动性在明年会有明显改善；中国政策周期向好；强势美元告一段落 ，人民币有望重新升值；中美双边关系改善 ；中国的监管框架已经整体确立 。”
看多中国资产再成共识
随着中国经济 的复苏预期不断增强 ，A股市场与人民币汇率强势表现 ，外资“真金白银”加码买进中国资产 。
Wind数据显示 ，2023年以来，北向资金已净买入335.20亿元 ，其中1月5日净买入127.53亿元，这也 是自2022年12月1日以来，北向资金再度单日净买入超百亿 。实际上，自2022年11月以来 ，北向资金就已呈现出加速流入 的势头 ，期间净买入额达1286.28亿元。
人民币汇率在此期间也强势反弹 。2023年首个交易日，在岸及离岸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盘中双双升破6.9关口 。随后，人民币汇率持续反弹走强 ，截至1月10日16时30分，在岸人民币兑美元收盘报6.7772 ，新年以来已反弹逾1800点，累计涨幅达2.61%。
北向资金与人民币汇率共振 ，反映了外资机构对中国资产 的普遍看好。高盛1月9日发布报告称 ，中国股市在年内有望上涨15%，人民币则料将升至去年4月以来 的最高位。
高盛的策略报告称 ，将明晟中国指数的12个月目标从70点上调至80点，强调主要理由是整体估值较低，以及房地产、互联网监管和政策刺激等领域 的多个支撑点 。
此外 ，高盛预计到今年年底人民币兑美元将升至6.5 ，此前 的预估值为6.9。
高盛策略团队认为 ：“在2023年的全球背景下，中国在经济增长 、政策和通胀周期方面看起来处于有利地位。当前 的市场背景让我们相信，继续减持或做空中国股票面临 的风险明显高于做多中国股票 。”
除高盛外，美国银行、汇丰银行 、先锋领航等外资机构也看好2023年中国资产表现 。
美国银行投资策略分析师曾指出2023年 的十大交易趋势 ，其中的一大趋势便是做多中国股票。“中国有很高 的超额储蓄 ，对中国股票仍然 是反向做多交易策略 。”
汇丰银行预测2023年中国GDP同比增速为5.0% ，并显著调高了2024年中国GDP增速预测，从4.8%上调至5.8% 。
先锋领航在最新发布 的分析报告中指出 ，当前中国正致力于优化疫情防控措施、促进疫苗和药品研发、改善医院设施，这些手段有助于稳定经济 ，预计2023年3月之后 ，中国 的整体经济将看到更为明显的反弹 ，中国2023年全年GDP的增速有望达到4.5%左右。
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与大格局******
着急 的古铁雷斯
即便 是联合国秘书长古铁雷斯亲自上阵 ，敦促各方在马德里达成全面气候治理方案，但这种毕其功于一役 的想法，显然是过于着急了。
既要就《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通过市场机制降低减排成本 、提高力度 的制度安排)进行谈判 ，又要对2020年前实施和力度情况进行盘点 ，还要开展“华沙损失与损害国际机制”评审，同时要解决气候资金这个老大难问题 。多目标 、无重点 的齐头并进 ，使谈判进一步复杂化 。
图片来源：联合国气候大会官网而没有经验的大会主席施密特，因身体原因无暇他顾 的执行秘书埃斯皮诺萨 ，没有担当 的美国 ，缺少建设性 的欧盟，灵活性不足 的巴西……诉求的高度多元和“大佬”的缺乏，让气候的江湖在马德里陷入僵局。
延期40多个小时后，2019年联合国气候大会15日在西班牙马德里落下帷幕 。最漫长的气候谈判记录，没能换来满意 的会议成果 。
虽然以多边主义推进气候谈判得以坚持，“智利-马德里行动时刻”及其他30多项决议被大会收入囊中，但关键的《巴黎协定》第6条实施细则未达共识 ，碳交易机制未取得实质成果。
主要议题的流产 ，使得成果清单缩水。这份有限协议 ，辜负了各方 的期待。
意料之外，意料之中
事实上 ，这个结果也不意外 。每年年末 的这场近200个国家 的集结 ，不过 是国际气候谈判多边进程 的一个缩影。
无论 是“大年”还 是“小年” ，谈判延时似乎是不确定的气候谈判中最确定的事 。由于纷争而导致无法达成各方满意 的成果或留待下年继续讨论的例子比比皆 是。
但这就是多边机制——需要谈判各方达成一致，才能通过相关决议，最终实现“人人都不满意，个个都能接受”的结果。看上去低效 ，却又难以找到替代方案。
用“灾难性 的”“极度平庸”等情绪化 的词语，来给马德里气候大会盖棺定论，似乎有失公允。
不如让我们拉长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来看看全球气候治理这个江湖 。
《巴黎协定》 的政治遗产
自1992年以来 ，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到《京都议定书》再到《巴黎协定》 ，一条不变 的主线，是围绕“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原则，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资金和技术解决方案 。
近些年气候谈判经常陷于焦灼 ，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共同 的责任”被过度强调 ，而“有区别的责任”被选择性忽视 。
当然 ，也有不断变化的趋势，我们不妨称之为“巴黎协定遗产”。
这个遗产之一 ，便是谈判成果 的达成从自上而下的约束性减排目标规定(如《京都议定书》对公约附件一缔约方 的定期量化减排要求) ，逐步转为自下而上的国家自主贡献(《巴黎协定》的国家自主贡献NDCs)。
在这个进程中，虽然“共同但有区别”的原则依然体现在目标、资金、技术等各个方面，但国家作用及其区别责任在弱化 ，非国家主体(如省州、城市)的作用在提高，全球气候治理结构正在起变化。
形成新的治理体系和秩序需要制度、规则、程序等的全面构建 ，以及相应时间 的调校与和适应。未来 的全球气候治理到底 是什么样的模式，眼下似乎并不清晰，但多元共治应当是基本共识 。
气候领导力下降
美国退出《巴黎协定》后，反对力量影响增加，气候领导力在降低。
在多边机制中，需要各方共识才能达成一致，反对力量历来扮演重要角色 ，气候江湖里的攻守是常态。
在《巴黎协定》 的谈判过程中，用“双边”促“多边”既是鲜明 的特色，也是基于实际的策略选择。
中国、美国以及欧盟、基础四国、“77+中国”等主要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双边磋商优先达成共识和协议，从而为进一步 的多边谈判奠定基础，继而以相关的协议框架促成多边成果的达成。
这是《巴黎协定》谈判 的重要遗产 。
然而 ，随着美国宣布退出《巴黎协定》 ，强化了自身及与其立场相近国家 的反对势力 ，其影响日益显著 ，加之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和众多国家主要谈判代表更迭 ，增加了未来气候政治和谈判的不确定性 。
“国家利益至上”与“同一个地球” 的气候观迥然不同，单边主义、民粹主义的回潮对《巴黎协定》落实形成巨大阻力 。
发展新背景不容忽视
应对气候变化关乎人类生存和发展，而气候变化谈判 的实质 是发展权问题 。实现发展与保护气候 的微妙平衡 ， 是多边机制达成 的关键。
发展问题就在眼前，制约发展 的因素愈发凸显 ，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诉求十分迫切 ，发达国家民众对福利 的减损也非常敏感 。
随着全球经济进入平台期，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突出 ，以发展平滑经济社会变化恰恰与应对气候变化出现方向上 的不一致。
与此相对 ，气候变化问题是基于科学 的研判，其应对不同于一般常规污染控制， 是一项极其复杂 的系统工程和全球性议题 。
需要充分考量经济社会 的结构性变化，需要转变生产 、消费和贸易方式，建立低碳、循环、可持续的新发展方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业结构 、能源结构、交通和基础设施结构 、土地使用等方面的一系列变革 ，并且需要全球范围有机协调 的一致行动。
在应对气候变化 的谈判中，参与方的利益一致性是难以解决 的多元方程式，即期发展权被置于放大镜下，远期权益却浓缩成远处地平线的若干个小点 ，前者 是国家利益主张，后者 是全球共同关注，二者博弈 的力度显然不对等 。
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 ，一方面其社会经济发展与能源消费直接关联 ，或者说 是与对应 的化石能源消费所产生的碳排放并没有脱钩，发展方式决定了大幅度降低排放即便有理论上 的可能性，实践中需要做出的牺牲之大无法忽视。
另一方面，发展中国家还要承接发达国家转移出来的资源能源消耗大 、污染相对严重的产业，在缺少必要资金技术支持条件下 ，实现绿色发展困难重重。
与此同时 ，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保护主义抬头、民粹主义盛行，及其引发的贫富分化、产业链断裂或重置、能源安全、消费降级等问题，都在影响着绿色低碳转型的进程 。
探索改革和创新模式
应对气候变化是个世界性大命题。硬币 的一面 是全球变暖 、生态恶化等危机；硬币的另一面 是人 的需求，尤其是发展需求 的不断提高。
解决大命题 ，需要政治意愿，需要一往无前，需要改革创新，需要着眼大局。但最需要的 ，或许是跳出气候江湖 的小气候。
从全球社会经济 的转型发展入手，促进全球及各利益相关方 的发展与保护共赢，创造能源低碳转型和气候韧性发展 的新格局和新路径，才是解决气候问题 的正道 。
在探讨责任机制的同时 ，首先需要解决参与方的利益 ，利益平衡 是责任落实 的前提 。
强化利益分享不是“诗与远方”的愿景勾勒，而是“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的实际担当，且发达国家要率先垂范。
发展中国家 的民生问题如何能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协调机制中得到有效保护，如何让先发展 的国家给迫切需要发展的国家腾挪出必要 的“气候预算”，以及新能源如何在成本上和能效上优于化石能源等 ，都 是日程表上 的优先事项。
近年来绿色气候融资 的发展 、气候治理结构 的转变、商业及投资模式 的创新，以及技术进步 ，给全球气候治理带来新机遇。
此次气候大会期间，欧盟委员会提出 的《欧洲绿色新政》也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 ：他们许下了让欧洲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现碳中和大陆”的承诺。
而中国的改革发展 、能源转型 、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在全球治理中 的作用和领导力也令世界充满期待 。
中国正在加速推进的绿色转型，将为中国乃至世界 的能源革命 、气候韧性发展以及可持续发展，提供有益的探索和经验 。
期待格拉斯哥
马德里气候大会已成过去 。气候的江湖依然喧嚣 。
马德里不相信眼泪 。气候 的江湖要形成大气候，需要政治雄心 ，需要全面行动 ，更需要合理机制 的保障 。
格拉斯哥期待奇迹。因为我们相信 ，气候的江湖 是个大江湖 ，也 是一盘事关人类未来和文明重塑 的大棋。(俞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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