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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佐“古国”：黄土高原上最早的国家******

　　“宫城”祭祀区出土 的带盖塞陶瓶 作者供图

　　“宫城”区发掘现场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出土的白陶带盖簋 作者供图

　　“宫城”祭祀区炭化水稻出土区域（局部） 作者供图

　　【考古中国】

　　我们常说中华文明五千年。什么 是“文明”？现在一般所说的“文明” ，多指对“Civilization”等西文词语 的意译，可以理解为国家管理下物质、精神和制度创造 的总和 。“国家 是文明社会 的概括”，国家固然不等同于“文明” ，但要称得上“文明”，则必须进入国家阶段。恩格斯曾提出国家产生的两个标志 ，一 是“按地区来划分它 的国民” ，二是“公共权力 的设立” 。按地区划分国民指以地缘关系代替血缘关系，公共权力 的集中体现则 是“王权” 。以此衡量 ，距今5100年左右的南佐都邑遗址 ， 是黄土高原上最早出现国家社会的标志，为中华文明五千多年增添了又一实证。

　　甘肃庆阳西峰西郊 的南佐遗址 ，坐落在黄土高原第一大塬——董志塬上，传说中这里 是黄帝部族的重要活动地域，也是以农业著称 的周人祖先不窋的老家 。南佐遗址发现于1958年，1984—1986年和1994—1996年有过两个阶段的发掘，从2021年开始第三阶段的发掘和调查、勘探工作，基本确认这是一处以仰韶文化晚期大型聚落为主体 的遗址，遗址面积在600万平方米以上，可能有外环壕。聚落中部是由9座方形夯土台及其环壕围成 的面积约30万平方米的核心区，核心区中部偏北 是数千平方米的由“护城河”和夯土宫墙围成的“宫城”。“宫城”中心为主殿 ，“九台”之外还有多处居住区、夯土台 、沟渠水利设施等遗存 ，出土了大量白陶、黑陶等珍贵遗物和大量水稻 ，从多个方面显现出早期国家和文明社会 的气象。

　　数千人数年建成 的“国家级”工程

　　南佐聚落不仅整体规模巨大 ，而且宫殿 、夯土台、壕沟水利设施等的建筑工程量也很惊人。以聚落中部的“九台”来说 ，每座夯土台约40米见方，现存还有5~7米高，复原起来就像九座小金字塔 。每座台子外周有宽约20米 、深约10米 的方形内环壕，内环壕 的侧壁及底部有2~4米厚 的夯土护壁，以防流水对黄土沟壁 的侵蚀。我们推测环壕不仅有礼仪象征和防御作用，而且是与其他沟壕池沼连通的 、有实际用途 的大型水利工程。内环壕外还有一周宽约20米 的外环壕 ，内 、外壕总长度估计在5千米以上 。“九台”环壕工程总土方量当在75万立方米以上 ，以当时 的条件 ，大概需要5000人工作1年时间才能完成 。如果以壕沟中挖出来 的土夯筑“九台” ，所费工时应当不比挖筑壕沟少。

　　再看中央“宫城”区 。有夯土围墙 的长方形“宫城”东西宽约55米、南北长约67米，面积在3600平方米以上 。“宫城”外有宽约15米 、深10米多 的“护城河”，它 的两侧也有夯土护壁 。加上“护城河”，整个“宫城”区占地面积就有8000多平方米。“宫城”中部偏北 的主殿占地面积700多平方米，两个顶梁柱柱洞直径各约1.5米 ，中央火坛（火塘）直径3.2米——差不多 是两个成年人 的身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宫城”东西两侧还各有一列侧室（侧殿）。所有这些宫墙、房墙都以版筑方法夯筑得十分坚实精整 ，窄处宽1~1.5米 ，最宽处可达5米 ，现存高度1.5~3.5米 ，是国内发现年代最早、规模最大 、保存最好的夯土建筑遗存 。

　　 “宫城”区建筑材料还包括土坯和最早的红砖，各处地面、墙壁都以石灰多层涂抹，甚至宫墙也不例外，这也 是国内最早大范围使用白灰面装饰建筑的实例。我们可以想见，五千年前 的南佐“宫城” ，到处都是那么洁白明亮，和大家熟悉的北京紫禁城的色彩大不相同。我们估计 ，“宫城”区的建筑工程量应该不会少于“九台”区。

　　经勘探和试掘 ，在“九台”外其他区域还发现有多处白灰面窑洞式房屋居住区、夯土台、壕渠水利工程等 ，加上可能存在 的外环壕，整体建设工程量巨大。所有这些工程的主体部分理应 是大体同时建造完成 的，因此需要数千人劳作数年，这还不包括建筑工程 的后勤保障在内。据此推测 ，南佐都邑人口或许有上万之众。也只有出现了强制性 的区域“王权” ，集合起国家力量，才有可能完成如此壮举。

　　南佐所在的董志塬上还有一些面积为数十万平方米的聚落 ，出土的精美白陶、黑陶说明这些聚落的级别较高 ，可能是从属于南佐 的卫星聚落。陇东甚至整个黄土高原 ，分布着大量仰韶晚期聚落遗址 ，但还没有第二处能够和南佐 的规模相当 。即便 是秦安大地湾聚落延续到这个时期，规模也是远次于南佐。南佐聚落如此大的体量 ，“九台” 、壕沟和宫殿建造所需要 的强大组织调动能力 ，当 是区域公共权力或者区域王权出现 的最有力证明 。南佐都邑大概 是从周围迁入很多人口 ，集中规划建设而成 ，这必然会造成一定程度的血缘社会重组，形成具有地缘关系 的早期国家组织 。由此推断，当时在黄土高原地区应当已经出现了一个以南佐为核心的“古国”。

　　中轴对称建筑格局的滥觞

　　南佐都邑及“宫城”具有清晰的中心对称、中轴对称格局 。“九台”及核心区位于聚落中心 ，“宫城”位于“九台”中心，主殿位于“宫城”中心，大火坛位于主殿中心 。主殿坐北朝南，从主殿大堂后部两个顶梁柱中间，向南到主殿中门（共有三门） 、“宫城”南门，构成大致南北向的中轴线，东西两侧的侧室（侧殿）和壕沟对称分布 。

　　再放大一些视野 ，“九台”中的北台就在这条中轴线的北端 ，东西两侧各有四台互相对称 。“宫城”南墙外还有一道与其平行 的外墙 ，类似后世的萧墙或影壁。外墙的门与“宫城”南门错开几米 ，两道墙之间的空间兼具瓮城功能 ，增强了“宫城” 的封闭性和防御性。如此布局严整 的多个圈层结构 的南佐聚落 ，应是阶级秩序的礼制性体现 ，开后世古典建筑格局中轴对称 的先河。

　　我们推测“九台”和主殿应当主要是祭祀礼仪场所，“宫城”区部分侧室（侧殿）有可能作为首领人物 的居所 。我们注意到由窑洞式建筑组成的普通居住区基本位于“九台”以外，推测“九台”所围绕的30万平方米 的核心区，可能整体都属于与祭祀相关的“圣区”或者贵族居住区。这 是一种将神权和区域王权紧密结合在一起 的 、以王权为核心的建筑格局 ，凸显了王权至上，与西亚等地神庙和王宫分开且以神庙为核心的情况有显著区别。

　　礼制出现和阶级分化

　　南佐“宫城”区出土了白陶 、黑陶、绿松石珠等贵重物品，成套 的彩陶 、朱砂陶、白衣陶 、白泥堆纹陶，涂抹朱砂的石镞、骨镞，以及大量炭化水稻遗存 ，与普通居址区形成鲜明对照 ，显示当时不但有了较高水平的专业化分工，而且已出现礼制和阶级分化 。

　　白陶、黑陶在黄土高原罕见 ，但在南佐“宫城”区却发现不少 ，精致者陶胎最薄处仅有一两毫米 ，表面光滑细腻 ，有釉质光泽 。如此轻薄精美的陶器 ，理应用快轮拉坯的方法制作，但我们一直没有在陶器上发现快轮旋转痕迹 ，制作工艺还是个谜 。制作彩陶 是黄土高原 的传统 ，南佐有些彩陶表面有釉质光泽，有些彩陶成套出土 ，具有礼器性质 。比如在主殿以东祭祀区就集中出土9件小口平底的彩陶酒瓶，每件高度都在60厘米左右，还都配有特殊的盖塞——可既盖又塞 ，以防止酒精挥发。南佐的朱砂陶、白衣陶 、白泥堆纹陶等也都是具有祭祀礼仪性质的特殊器物 。朱砂常涂在一种带有圆饼装饰的鼓类器物上 ，器表内外涂白衣 的做法则见于簋、双腹盆 、钵 、缸、罐 、瓮等很多器物上 。白泥堆纹陶罐在其他遗址很罕见 ，但在南佐仅“宫城”东部祭祀区就出土数百件，大小不一 ，可能 是成套 的祭祀礼器。经测定，南佐大部分陶器烧造温度在1000℃以上，最高达1116℃ ，而一般新石器时代陶器烧造温度在700～1000℃之间 。令人惊讶的 ，还有“宫城”东部祭祀区数以百万粒计 的炭化水稻 的发现 ，粟 、黍数量极少 ，反之在“宫城”其他区则绝大多数都是炭化粟、黍 。黄土高原农业本来就以粟 、黍为主而少见水稻 ，以珍贵 的水稻献祭神祇祖先 ，也应当 是礼制 的反映。

　　南佐“宫城”区出土物还体现出与长江中游、黄河下游等地区 的远距离联系 。白陶、黑陶都最早出现于六七千年前 的长江中游地区，南佐这两类陶器 的出现有受到长江中游文化启示的可能性 。尤其是南佐不少黑陶属于夹炭陶 ，这也是长江流域的古老传统 。有意思的 是，南佐有 的黑陶仅覆盖陶器表面很薄一层 ，已能做到很好地控制渗碳层厚度，工艺技术和良渚文化最为接近 ，不排除与良渚文化有交流 。据科技考古检测 ，南佐白陶所用原料为高岭土和瓷石，高岭土质量与后世制造白瓷 的瓷土质量接近 ，瓷石原料可能产自南方 ，有些白陶上面的海洋结晶涂层原料可能来自海岱地区 。黄土高原不产绿松石 、朱砂 ，南佐的这两类原料有来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可能性。大量水稻不排除当地种植 的可能性 ，但也有可能 是从长江中游等地远距离贸易获得。可见南佐“古国”应当存在对远距离贸易获取稀缺资源的控制，这也 是国家社会 的特征之一。

　　目前，南佐 的考古工作才开了个头 ，很多谜团还有待后续解开 。但据现有的发现就已经能够证明，中华文明和苏美尔文明 、埃及文明一样， 是诞生于五千年前的三大原生文明之一。

　　（作者：韩建业，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导 ，南佐遗址考古发掘项目负责人）

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近观中国)从习近平眼中“最大的人权” ，读懂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 (记者 梁晓辉)在今年联合国大会期间 ，一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关于中国人权观 的主题边会引发外界关注 。名为“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价值遵循” 的这场研讨会，再次将中国 的人权观带入世界聚光灯下 。

　　“人民幸福生活 是最大的人权 。”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的这句话， 是中国人权观中为人熟知的论述之一，被认为是“以人民为中心”当代中国人权观的集中体现。

　　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围绕尊重和保障人权发表一系列重要论述，形塑着当代中国 的人权观。外界注意到，“人民”是习近平在论述人权时的高频词，如他在谈及人权普惠性时指出“人权不 是一部分人或少数人享有 的特权 ，而是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的普惠性人权” ，谈及人权主体性时表示“让人民成为人权事业发展 的主要参与者、促进者、受益者”……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贺海仁认为 ，当代中国的人权观与中国共产党的初心紧密相连。用最大人权观表达集中力量办大事 的中国国家制度、深入践行小康社会工程和从容应对人类重大危机，充分展示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权利实践和权利方法 。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是中国共产党人始终不渝的初心 。十八大以来 ，中国共产党从解决人民生活中 的具体问题入手，将“以人民为中心”的人权观贯穿政策制定 的全过程，落脚于提升民众的幸福感 、获得感 。

　　着眼于“人民幸福生活”这一最大 的人权，中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 、社会保障体系 、医疗卫生体系 ，改善人民生活环境质量 ；着眼于消除“贫穷”这一实现人权的最大障碍 ，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 ；在新冠肺炎疫情威胁生存权、发展权等首要的基本人权时，中国全力应对 ，最大限度保护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妥善应对人类重大危机，从中都能看到‘以人民为中心’中国人权观所发挥的作用 。”贺海仁说。

　　“发展人权是全人类共同的事业 。人权保障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十年间，中国人权事业取得长足进展，在不断解决自身存在问题的同时 ，也更注重积极参与全球人权治理 ，为世界提供助益 。

　　习近平曾强调 ，“德之所在，天下归之”，“义之所在 ，天下赴之”。我们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平等互信 、包容互鉴 、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理念，推动全球人权治理朝着更加公平 、公正 、合理、包容 的方向发展。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现任的人权理事会成员国。中国关于人权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全球人权治理的立场和主张 ，与中国的人权实践紧密相关 ，外界将其视为当代中国人权观 的有机组成部分 。

　　作为世界上唯一持续制定和实施四期国家人权行动计划 的主要大国，近十年 ，中国展现出更加积极有为 的全球人权治理姿态，既参与具体的人权事务，也通过对外援助、抗疫合作 、减贫合作等助力他国改善民生 ，更通过提出“一带一路”倡议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致力于“兼济天下”“天下大同”。

　　回顾这十年中国参与全球人权治理的成效，南开大学人权研究中心主任常健尤其关注到中国人权观给世界带来的启迪 。

　　当今世界，人权话语权被少数国家所垄断，其概念遭到任意解释和滥用，有时充当政治武器，有时又成“双标”借口 。在此背景下，当代中国 的人权观强调，人权不 是装饰品，不是用来做摆设的；人权是历史 的 、具体的、现实的 ，不能脱离不同国家的社会政治条件和历史文化传统空谈人权。

　　习近平鲜明指出 ，“评价一个国家是否有人权，不能以别的国家 的标准来衡量 ，更不能搞双重标准” 。

　　常健认为 ，中国推崇的是一种平等、开放、包容 的多元人权观 ，在世界人权认知中起到了“正本清源” 的作用 ，也有助于将人权议题从对立和对抗中解放出来，同时更给那些想探索本国人权发展模式 的国家带去启迪 。

　　有评论认为 ，中国所秉持 的人权观 ，也与中国在民主和现代化上 的认知同步 ：“实现民主有多种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 。”“现代化道路并没有固定模式，适合自己 的才 是最好的 ，不能削足适履 。”基于此，中国近些年提出“全过程人民民主”“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成为在民主和现代化道路上不断积累和探索出的成果 。

　　而当代中国的人权观 ，亦 是中国在人权领域不断探索和积累 的成果。“从中国自身看 ，它行之有效 ，从世界看，它带来了启迪 。”常健说。(完)

　　（文图 ：赵筱尘 巫邓炎）